当代新儒学应该以儒家中和之道整合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社会儒学，上升到内圣外王之道的高度，安稳儒家的核心结构，确立儒家价值主体，与时俱进，吸收世界多元文明成果，重建圆融、圆满的新儒学体系。

从以上这些对新国学概念的讨论，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下，学术界对国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并且有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提出有别于古代，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新国学，不断拓展和深化国学的研究领域。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引进西方哲学，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怎么处理与传统学术体系的关系，就成为当时学者探索的重大学术问题之一。

他声称六艺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29] 这里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构建为例来说明。所以，国学就不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些内容的的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是在现代学术分化之后的重新简单相加。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当然，历史上这种子学升格为经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往往也有其局限性，如宋明理学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升格为经，凸显的是天道性命内圣之学，忽视了《荀子》、《春秋繁露》、《中说》等礼乐制度外王之学，所以今天有学者提出新四书，不同意传统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观点。

可就，古人把经训为常、常道。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11]袁行霈：《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1995年，第657页。

虽然，孔子未有道统之言，但他谓天之历数尧、舜、禹递相传授，亦实启发了孟子的道统思想。在阐述孔子诠释六经的宗旨时，《白虎通·五经》云：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

传统经学特指儒家经学，是狭义的经学。这样的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没有抓住其文化精神、精蕴、精义，做的是单纯术层面的工作，而没有与道联系起来，不是在道统摄下的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

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从以上这些对新国学概念的讨论，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下，学术界对国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并且有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提出有别于古代，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新国学，不断拓展和深化国学的研究领域。从分类而言，四部是体。三科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反映。

[62]熊十力也说：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尽管涉及的门类甚多，内容广泛，但传统的精神文明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读经、诵经、注经、研经，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把握小至百姓日用，大至宇宙天地的道理。

四部全体大用，皆不能偏废。[42] 显然，新国学的内在结构还得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特别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和 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科之学不能割断，在确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前提下文史哲和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共同参与，结合现代学术发展和西方学科划分进行更深入、细致、全面的整合，重建新国学的学科结构，使新国学真正成为一级学科。

[37]郭齐勇：《新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光明日报》2010年8月25日。他还批评今天的学科体系说： 今人将经、史、子、集的分类系统彻底打乱，按照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所划定的领域，将其重新归类，即按照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等领域划界分类。

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到了晚清，国故曾经了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与此相应，历代儒者都把经典看成是载道之书，研读、诠释经典是为例求道、明道、得道、行道。[25]这个观点笔者基本能够接受，因此也同意邓国光先生的看法： 中国文化的集体智慧，保存在传统学术之中，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与集学。[33]这一判断笔者认为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成中英先生也指出经学有一个不断扩大、增加甚至取代、转移的过程，这是经学发展的必然现象。

孔子的道自然是承继春秋以来中国文化由天道转到人道的这一历史趋势而进一步探讨的，其传统资源主要是礼乐文化，其价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神，其最后的归宿大体上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57]。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普及而形成了经学传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

[53] 徐敬修在论述经学之意义时说：‘经常道也，即不可变易之道也。刘歆还把起于孔子以后的诸子思想分为九流十家，并指定其皆出于王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

[⑨]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2月26日。贾公彦疏：察其道艺者，谓万民之中有六艺者并拟宾之。

但是对下面所说笔者不敢苟同： 清末以来，子学更是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化身为传统文化转型的主力军。因而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国学放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讨……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全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奉献。如冀奉在《奏封事》中说：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者也。

而且需要对经学经常进行哲学的思考，以寻求新的典范。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尤其是它通过五西以来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二)新经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一浮就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新经学（现代新儒学）思想，其具体内涵：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指经、史、子、集），三曰六艺统西学。

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但孔子既远承圣帝明王之精神遗产，则亦可于儒学而甄明中华民族之特性。

王淄尘在《国学讲话》说：国学之称，始于清末。[41] 袁济喜教授说：国学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蕴涵着现代学科的意思在内。诸子亦原出于六艺，各得其一端。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翼，为东方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桓谭《新论》曰：经者，常行之典。清代学者们在总结前人学术发展及其思想的基础上明确而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⑥]欧东衢等：《关于大国学思想的理论与现实解读》，2009年08月12日 17:16:23 来源：新华网。[21]这就非常清楚地论证了儒经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历史原因，孔子所继承的是远古至他那个时代圣王立的精神遗产，吸收了深厚的营养，开创了儒家的学统。

[13]钱理群：《我看新国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的片断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中所说：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